摘 要
台灣自1998年開始實施「週休二日」後，短短幾年，國民旅遊市場快速膨脹，在一片不景氣中，成為少數持續發展與獲利的產業。然而反觀過去大眾旅遊次場中的「原住民觀光」，並未對原住民帶來實質利益，反遭逢發展觀光的種種負面衝擊，原住民開始思索：如何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裡夾縫求生。結合「生態旅遊」與「文化觀光」的新型態觀光，似乎成為部落擺脫經濟弱勢，保存並傳承傳統文化的轉捩點。但筆者不禁思考－原住民部落一旦投入資本主義運作體系，將會面臨何種挑戰與衝擊？又該如何善用本身少數族群文化特質，在商業激烈競爭中，以獨樹一格的文化生態旅遊，永續經營觀光產業？又是否真能讓原住民掌握觀光產業與文化詮釋的主控權呢？亦或當原住民還來不及準備適應觀光熱潮，卻已無法抵擋觀光發展後的負面衝擊？一連串問號，引發本論文研究動機。

本研究採用田野調查法、參與觀察法、訪談法、文獻蒐集等方式，深入原住民部落－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訪查，實地瞭解各原住民部落經營觀光產業的現況，並瞭解官方、部落內部組織、觀光業者對發展原住民文化觀光與生態旅遊的規劃與策略，以及所面臨的問題或衝突。

 研究結果最終以Scheyvens（1999）提出了經濟、心理、社會、政治等四個層面的賦權（empowerment）架構及指標，評量可樂部落現階段的各項觀光衝擊。結果發現，可樂部落在社會的賦權和心理的賦權兩項，是較為成功，並顯著提升原住民主體性，文化復振、部落集體意識也因觀光產值而獲得充分滋養。不過，在政治的賦權與經濟的賦權兩個層面，許多缺失亟待克服，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。

可樂部落現有各觀光產業均為部落菁英個人或家族獨資經營，客源與經濟收益仍不穩定，文化觀光產業分別由Lodi為首的劉家和Demu為首的田家，一手掌握發展路線。而且其所屬各文化組織內部的關係，並非奠基在健全的分層權責歸屬，而是由私人情誼與親屬關係來動員。因菁英獲取大部分資源，部落基層沒有空間學習與成長，遭致族人不諒解與疑慮，連富世社區的各聚落都為了競奪官方與土地資源，產生嫌隙與對立，商業利益的競逐早已蒙蔽了族群集體的幸福。民間和官方雖亟欲推展文化產業與生態旅遊，卻仍缺乏全部落性的大格局規劃。

不過，可樂部落自從1998年再現失傳近百年的祖靈祭典，過程中，雖增添了觀光展演的意味，但卻重新尋回傳統文化的內涵，激發出在地人的凝聚力，召喚出「新部落共同體」的意識，部落菁英與公部門逐步展開文化復振與傳承，密集舉辦的傳統手工藝研習班，為觀光文化產業尋找一條新出路。而「創新」更需仰賴文化詮釋來建構我族認同的新標誌，也帶動部落裡傳統尋根、文化傳承的風潮。